2021年09月26日09:55 来源：学习时报
采访对象：王建双，1936年12月生，福建翔安人。曾任福建省轻工业厅副厅长、厅长，1987年任厦门市委书记，1990年任福建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1993年任省政府常务副省长，1998年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03年任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09年退休。
采 访 组：邱 然 陈 思 黄 珊
采访日期：2017年6月9日初访，2019年8月29日再访
采访地点：福州芳沁园，福州西湖大酒店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期间，您任厦门市委书记，那时他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王建双：1987年1月，我到厦门市任市委书记，第一次见到习近平同志。那时候他30岁出头，一年半之前从河北省正定县来厦门任市委常委、副市长。由于他是中央领导同志的子女，有些人就有顾虑——他会不会盛气凌人、居高临下？他会不会有优越感？办特区，有很多旧体制要打破，有很多旧机制也需要转换，他这么年轻，到底敢不敢碰这些旧体制、旧机制呢？所以很多人一开始对他保持一种观望的态度。
但通过接触，习近平同志为人平实可亲的风范、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很快使大家打消了之前的顾虑。我那时刚刚上任，对厦门的具体情况还在调研、探索阶段。在与市委班子成员交谈过程中，我感到习近平同志的战略思维能力非常突出，他的一些战略思考当时给我的启发很大，印象很深刻，现在还记忆犹新。
办经济特区要解决的问题和矛盾很多，但其中有两个根本性的问题：一是制定一个发展战略来引领经济特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二是对体制机制进行改革，以适应经济特区发展的需要。习近平同志抓这两件大事，在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探索和实践上花了大量心血，也显示出他非凡的组织领导才能。
采访组：请您详细谈谈习近平同志制定厦门发展战略的思路和过程。
王建双：1986年8月，厦门成立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办公室，着重研究1985—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市委安排习近平同志抓这件事。他认为，要制定出一个能够引领特区健康发展的战略，必须组织全国有关的专家学者、高校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进行系统的研究。他把这个课题分为21个专题，邀请中国社科院、中科院南京地理研究所、厦门大学等单位分别承担，有100多人参与研究。他还亲自带领课题组的同志到北京，向于光远、刘国光等专家学者请教，请刘国光同志来厦门调研指导。此外，他还带领课题组的同志到新加坡考察办自由港的经验。
我到厦门工作后，跟正在主抓战略研究的习近平同志作了一些交谈。他说：“办特区大家都有积极性，你也想做，他也想做。我们办特区没有经验，但是战略方面的几个大问题，我们必须搞清楚，必须有一个通盘的考虑，一个清晰的发展思路。”“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来看，世界经济重心会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厦门历史上就是太平洋西岸很重要的港口，厦门的发展就要和当前的这个经济发展趋势契合起来，在这个基础上考虑和制定战略。”我感觉他说得非常好。
他还对大家讲，厦门的发展战略应该从几个方面来考虑：第一，要弄清楚中央为什么要在厦门办特区，这是战略定位问题。第二，要弄清楚我们办特区的有利条件。第三，要弄清楚我们的战略指导思想。第四，要考虑清楚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模式。第五，发展模式明确了以后，我们的发展目标怎么定，应该有一个总体安排。目标定出来以后，要分阶段地发展，要选择重点，不是全面出击，而是要一步一步向前推进。最后，就是制定战略对策。
在制定战略过程中，习近平同志的逻辑非常清楚，思维定位也很准确，他让科研人员和实际工作者相结合，深入调查和反复论证相结合，定量测算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紧密构建了一个系统工程，很好地完成了《1985—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研究任务。1988年3月召开论证会，有50多个单位和14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论证。
《1985—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是我国经济特区最早编制的15年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是厦门发展的总体设计，提出的战略指导思想、发展模式、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实施对策，为厦门经济特区发展指明了方向，保证了厦门经济特区建设和发展沿着中央指定的方向健康前进。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个规划确实对厦门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提出的一些思路到今天也是先进的。
采访组：厦门成为计划单列市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习近平同志在当中做了哪些具体工作？
王建双：中央批准厦门为计划单列市，是体制的重大改革，这牵涉到中央、省、市三级经济管理权限的重新调整，也牵涉到财政收入分配的全面调整。这其中矛盾重重，有非常多的利益纠葛，还有各种极其繁琐的问题。尽管计划单列工作是一件千辛万苦的事情，但习近平同志抓得很出色。
1988年，市里成立计划单列办公室，习近平同志全面负责计划单列的各项工作。他从基数划转、理顺关系入手，组织了9个专业组、105个单位350多人的工作班子，进行极其认真细致艰苦的工作，整个过程中出现过许多矛盾。习近平同志同班子里的几位领导反复研究如何处理好各类矛盾，认为要把握好几个重要原则。
第一，协调要充分。经济管理权限的重新分配，涉及的部门很多。厦门有20多个重要部门，在计划单列之后，工作职责和管辖范围都有所调整。这就牵扯到一些问题，你多管一点还是少管一点，多收一点还是少收一点，这些问题盘根错节。解决这些矛盾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大家看法不一致，都从自己的角度来考虑问题，需要处理好上下左右的关系。这项工作没有捷径可走。习近平同志认真去做工作，通过反复协调和协商，一点一点逐步取得进展，慢慢形成一个统一的看法。
第二，要有全局观。习近平同志给各单位的同志们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让我很感动。他说：“我们厦门要实行计划单列，要充分地向省和中央去反映我们遇到的问题，这是必然的。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去考虑，在全国、全省的棋盘当中，厦门只是其中的一颗棋子，我们要有一个全盘观念。该反映问题，我们要反映，但是我们要从全局去考虑，不能只坚持自己的看法。”全局观念这一点，习近平同志把握得很好，所以矛盾处理得很妥善。
第三，家底要透明。厦门计划单列工作具体该如何做？到底怎么做好我们自身的工作？习近平同志强调，发展基数要调查得非常清楚准确，不能有半点含糊。他说：“我们的家底要透明，千万不能遮遮掩掩的。”这样重新分配的时候，才能做到通盘统筹，有可靠依据。
第四，眼光要长远。习近平同志要求各部门的领导干部不能单纯就事论事，更不要只看眼前利益，要有长远的眼光。
经过一年多努力，习近平同志同班子的同志们排除各种困难，推动厦门的计划单列市工作得以顺利完成。厦门计划单列以后，发展优先权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厦门原来是福建省9个地市之一，配备的是地市一级的管理班子，权限小，束缚多，许多事情想做做不成，极大束缚了特区发展。计划单列之后，中央出台文件，赋予厦门副省级的管理权限。厦门可以直接和财政部结算，自己还可以单独设立金库。也就是说，厦门自己有多少钱，可以自己计划着花。
第二，计划单列之后，厦门得以逐渐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在把握大原则基础上，怎么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就怎么改。这样一来，上层建筑得到了优化，体制对发展的束缚减少了，很多生产要素就能够重新进行高效配置，经济发展就有了很大活力，厦门发展的积极性也大大提高了。
第三，计划单列之后，厦门作为副省级单位，可以参加中央的一些会议，直接了解中央的意图、方针、部署，这使整个领导班子的决策能力和效率得到很大提高，也极大激发了大家去开拓创新。
这三个核心问题的解决，就等于为厦门经济特区的建设插上了翅膀。
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厦门成为计划单列市这两件大事抓完以后，我对习近平同志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感到他战略思维非常强，是一个干大事的人。他思考问题都是从厦门的实际出发，不是“拍脑袋决策”。厦门非常需要他这样的实干家来破解发展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障碍。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破解厦门发展障碍过程中提出了哪些重要观点？采取了哪些具体举措？
王建双：办经济特区，要打破很多旧体制，要转换很多旧机制，改革力度有多大，阻力相应就会有多大。就这个问题，习近平同志跟我们交流过很多次。他说：“老城市办特区存在三个障碍，第一，传统的经济体制障碍；第二，传统的政治体制障碍；第三，保守僵化的思想观念障碍。这三个问题得不到解决，我们的手脚就会被捆住，难以前进。”如何破解这三大障碍，习近平同志在探索当中逐渐形成了七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并且一一付诸实践。
第一，关于厦门经济特区要走什么样的道路。他说厦门经济特区的发展要靠改革开放，要大力发展对台关系，要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分工和交换，厦门只能走这条道路。他在与我们交谈中，多次谈到这个观点。
第二，厦门必须积极开展外引内联。对外要引进台资、侨资、国际资金，对内要联络内地的有关地市和企业。只有这样，才能更好更快地“挤”入国际市场。他深刻认识到，发展特区绝不可“闭门造车”，必须与国际接轨。
第三，要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特殊贡献。他在制定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过程中做了很多调查。他说，为什么我们要讲为祖国统一作特殊贡献呢？一是从人口因素看，台湾百分之七八十的人是由福建迁过去的或福建人的后裔，福建人要到台湾去，大多数是从厦门港到台湾，所以历来厦门就有对台“人文交流桥梁”之说。二是从历史因素看，在清朝初期，台湾和厦门是一个行政区，叫做台厦道。三是从人文风俗习惯看，厦门和台湾的风俗习惯是相同的，很多从台湾来到厦门的人，都能很快融入厦门的生活。我们要对祖国的统一大业作出特殊贡献，核心问题是争取民心。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厦门所具有的这三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其他地方所不能代替的。所以，我们必须全方位地做工作，不是某一个方面，而是要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做工作，也包括将来的基础设施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作出特殊贡献。习近平同志对民心问题的考虑，我们都很认同。现在每年6月在厦门举办的以“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为定位，以“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为主题的海峡论坛，吸引了台湾一大批人来参加，既包括基层的乡里长，也包括国民党高层领导，还包括民进党里的一些人。这一活动之所以能一直坚持做下来，是与习近平同志倡导的民心观念紧密相关的。
第四，厦门特区的经济总体结构必须转换，要建立新的运行机制和制度。他通过多次调查了解到，厦门市老企业的产值占整个工业总产值的80%，贡献的财政税收占90%，如果这个庞大的经济体不转换机制的话，特区根本没有办法富起来。对此，他有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改造机制，切入点要从改造老企业入手。那么，该怎么切入呢？他说：“大企业要实行股份制，小企业要实行外引内联，通过兼并组成小企业集团，多层次地来转换这个机制。”现在听来，这种观点好像也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但在30多年前那种环境下，能提出这个观点是相当不容易的。当时他还提出另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如果有外资进来，也可以掺到我们的企业中去，把这个机制激活。
第五，要抓好厦门的城市建设。习近平同志来厦门时，厦门因为多年来一直是前线，没有什么城市建设，但他很乐观。他认为，虽然我们受了损失，但是也得利，给我们留了一个好做文章的空间，发展潜力很大。他在做战略研究的时候提出，城市建设，规划先行，厦门总体要形成一个“众星拱月”般的城市结构，以老城区、鼓浪屿为中心，星星在岛外，包括集美、海沧、同安、杏林，根据不同的产业分工，把这个中心拱起来。厦门的城市建设一直沿着这样一个规划思路在做。2010年，他视察厦门的时候，再次提到了众星拱月式的城市建设，还说：“你们要把外面几个星星擦得更亮一点。”
第六，要造就一支适合特区建设和发展的人才队伍。当时，厦门虽然文化事业水平比较高，但是人才比较缺乏，特别是缺少现代企业管理、金融、建筑方面的人才。怎么办？他讲了两个方面。第一，要多层次、多途径并举，大力开发人才。第二，要建立一种有利于人才流动、人才选拔、人才使用的机制。这一观点一直在引导着厦门经济特区的建设。在全方位、多层次开发人才观点的引导下，整个厦门市的学习氛围非常浓厚，基本上晚饭以后，道路上的人很少，大家都去学习班“充电”去了，因为办特区，有很多新的东西需要学习。
第七，要朝着“小政府、大社会”这样一个目标进行改革。20多个政府部委办部门要转换机制，该由企业、社会办的事情，政府部门要放权让他们自己来办。这样一来，政府机制转化就慢慢做成了。他的这一观点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简政放权”。
习近平同志能鲜明提出这些观点，勇于打破保守僵化的思想观念，是非常可贵的。这些观点在当时都具有相当大的突破性，而且都是从厦门实际出发，最终都形成了具体的举措，大大推动了厦门的开放与发展。
采访组：在您看来，厦门精神在习近平同志身上有哪些具体体现？
王建双：对于厦门精神，我所领会的是：传统的海洋文化造就了厦门开放包容的精神，而改革开放又赋予厦门博大的胸怀与奋进的热情。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期间，深深地融入了这座城市，为厦门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同时，在这座城市的发展中，习近平同志的治理理念也得以付诸实践并不断丰富。
厦门精神在习近平同志身上有着充分的体现。我认为主要是两条：第一，他主张走出去、看世界。他多次强调：“我们不要关在门里搞特区，而是要出去考察，把人家好的经验带回来。”他的视野很宽，不是局限一国一省一市，而是希望吸收借鉴国际上的好经验以发展自己。第二，他善于广交朋友，深交朋友。
关于习近平同志广交朋友、深交朋友，我了解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1993年，福建省成立富闽基金会，这个基金会是习近平同志亲自推动成立的，资金是由塚本幸司先生捐赠的。塚本幸司先生在接受采访时曾谈起他与习近平同志交往的经过。那是1991年5月，习近平同志访问日本，塚本幸司先生请他到家中做客，但是塚本幸司先生的夫人，受当时日本社会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负面宣传的影响，对中国共产党还是有一定排斥的。她没有想到丈夫会把一个共产党员请到家里来做客，感到很吃惊、很紧张。当38岁的习近平同志走进家门时，塚本幸司夫人看到来自中国的客人，很年轻，并且彬彬有礼、落落大方，对他产生了很好的第一印象。
在一番亲切交谈后，习近平同志说，刚才先生提到如何理解儒商，我想以旁观者的角度介绍一下福建著名的华侨陈嘉庚先生的事迹。陈嘉庚先生在中国和南洋是很受大家敬仰的，他把所有的钱都投进了教育事业，兴办了厦门大学等学校。嘉庚先生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深知做生意与做人一样，要讲德行。在生活上崇尚简朴，在商场上遵守信用，体现了一个“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儒商气质，希望塚本先生也成为受人尊敬的儒商。通过交谈，塚本幸司夫人感到，这位年轻的中国领导干部拥有为百姓谋福祉的深切情怀，很有文化素养，值得亲近。
塚本幸司夫人问习近平同志，你到日本考察了大公司，看到了城市建设，接触了一些工人、农民、企业家后，你有什么感想？习近平同志说，日本的科技先进，高楼大厦林立，企业设备齐全，不过工厂现代化对我来说并不是重点思考的问题，因为这些东西只要发挥人的能动性都可以实现。在不久的将来，你就能在中国见到。但有一点我感触很深，我看了几家工厂，那里员工们的工作态度都很认真，根本看不到偷懒和无所事事的人，我看到了农村非常干净，农民十分勤劳，日本能够建设得这么好，经济发展得这么快，主要是靠各个阶层的勤奋工作，这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塚本幸司夫人听了以后对旁边的儿子说，习桑（桑，在日语中表示对人的亲切敬称）这个人不简单，只比你大几岁，就这么成熟有远见，你今后要以他为榜样。
塚本幸司先生对这次交谈感到非常高兴。他说，习桑这次来我家做客是我家的荣耀，更使我高兴的是，我的夫人心里残存的共产主义妖魔化的阴影已经扫除了。这个心病解除了，以后我到中国去投资就更放心了。
1992年初，在福州市的一次招待会上，塚本幸司先生向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提出，希望能够给福州榕东活动房有限公司派遣一名干部担任专职党支部书记。习近平同志事先已经听说了榕东活动房有限公司想在外资企业当中率先建立党支部。在招待会上听到塚本幸司先生的这个请求时，他问，你为什么想在你的企业建立党支部？塚本幸司先生回答说：“我认真拜读过你们共产党的党章，看过你们共产党领导人的许多讲话，我打心底里敬佩你们的党，中国共产党里集中了大批精英，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贵党的治国理念，对经营好企业有很大的帮助，企业要想在中国得到持续发展，需要中国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听了塚本幸司先生恳切的言辞，习近平同志马上答应了他的请求。可相关办事人员听后认为，这可能是外国资本家一时心血来潮，在场面上说说而已，没太当一回事。
几天过去了，塚本幸司先生一直没有等到回音，再一次见到习近平同志的时候，就又一次提出给企业派党支部书记的事，还提出支部书记可与公司总经理在工资待遇、参加董事会、工会福利等方面享有相同待遇。习近平同志听后对参加会见的福州市建工局党委书记林义熟说：“外商要求我们给企业派共产党的书记，这在全国不多见，这个事就交你负责了，一定要办好，要尽快在建工系统挑选一名合适的人选，报市委批。但其中有一点必须明确，共产党员到外资企业要努力工作，要头脑清醒、不卑不亢，任何有损人格国格的事绝不能介入。”
建工局根据习近平同志指示，马上研究选出了组织干部科副科长黄风，上报后很快得到市委批准。在日本的塚本幸司先生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高兴，对人选非常满意。黄风到企业后工作认真负责，赢得了员工的爱戴和外商的尊重，为福建省做好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积累了经验。
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有一次到北京出差期间，特地拜访了福州籍的文学家谢冰心。他给冰心先生介绍福州市的变化，谈到了在福州旧城改造、长乐国际机场建设当中，都使用东海租赁株式会社在福州办的榕东活动房有限公司生产的活动房，还介绍了到日本访问时，他曾到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塚本幸司先生家里做客的一些情况。习近平同志请冰心先生为这位企业家题一幅字。冰心先生说：“因为中日那场战争的关系，已很少给没有见过面的日本人题字了，但习书记介绍的人肯定是不会错的，这算是一个例外。”冰心先生欣然题下了“中日友谊源远流长”几个大字，并说，希望塚本幸司先生能为中日友好事业作出更大努力。
1992年夏，塚本幸司来福州时，习近平同志将冰心先生的题字交给他。塚本幸司先生见后十分感动。他说，我一定牢记冰心女士的嘱托，以自己的行动推动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看着装题字的精致盒子，塚本幸司先生想了想，恳切地说：“是不是可以请冰心女士在盒子上再题写‘中日友谊谕’五个字？谕是前辈对晚辈的吩咐、指示，我不仅要永远珍藏这幅字，还将永远照此指示来做。”习近平同志表示，愿意尽力满足塚本幸司先生所请，请冰心先生再题上“中日友谊谕”五个字。后来，塚本幸司先生到福州来，从习近平同�
